学者匿名评书

本书从影响文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入手，探讨了诗歌从初唐到盛唐演变的历史进程，是近年来从文化角度探讨诗歌史的一部力作。

全书分为通论和正论两编。通论部分论述了初盛唐诗歌文化精神的渊源，作者指出，从初唐到盛唐士庶之间地位的升降造成的诗人心态的变化，以及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三大地域文化的整合，是盛唐之音的精神渊源。正论部分论述了南北朝到盛唐间文化转型与诗歌演进的关系和具体进程。作者指出，士庶地位的升降对诗人心态有着关键的影响，它激发了诗人的政治理想，是诗人群体重新确立健康人格的重要原因。诗人健康人格与理想的形成促使诗歌最终从南北朝以降的积弱局面摆脱出来，从而迸发出时代的最强音——盛唐气象来。

书中多有新见，尤其对初唐诗坛的研究中，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统看法，开拓了初唐诗歌研究的新面貌。例如作者认为，龙朔初年四杰所反对的的“文场变体”，不仅有上官体，而且还有许敬宗所代表的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颂体诗文。这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又如，书中对武后、中宗朝宫廷文人的诗歌创作在诗歌由齐梁向盛唐诗歌转变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可以纠正历来对这一时期诗歌状况的简单看法，从而为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诗歌的鲜活面貌提供了较好的视角。

本书从江南地区宗族制度与学派关系入手，分析了常州庄、刘两大家族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今文经学重新兴起的关系，指出今文经学在此时重新兴起与乾隆末年的政治形势是分不开的，是知识分子经世致用之学在经历了挫折之后的重新发扬。以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家和他们的先贤东林党人一样，倡导经世致用和必要的变革。他们以公羊学的研究为契机，进一步摆脱了宋明以来新儒家的束缚，而吸取西汉今文学家的资源来充实自己的政治见解，让孔子重新以经世学者和唯意志论者的代言人出现，从而迈出了从理学统治解放出来的第一步。

在晚清，今文经学曾经被唐有为、梁启超用作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从而为近代中国的变革打开了一道口子。而在追踪康梁思想渊源的时候，研究者都会把今文学家龚自珍和魏源当作晚清改革的先驱。但是，艾尔曼教授的这部著作通过对帝国晚期江南地区宗族与学派关系的研究，打破了这种先入为主、未经反省的假定，肯定了常州今文经学家对于后来今文经学成为政治变革的理论依据所起的作用，从而为晚清以康梁为代表的思想家找到了更早的思想渊源。

但是，作者的本意又不仅止于此。作者力图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仔细考察江南地区经学、宗族与政治三者之间交织相连、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传统知识分子以宗族为纽带，借助对经学的研究而进入政治领域，从而维护家族的社会声望，并进而维持自己这一阶层长期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同时，他们又往往以学术为掩护来表达自己对王朝政治的看法。这种经学、宗族与政治相互纠结的社会结构形式，往往又是非常脆弱的，随着它所依赖的传统经学的衰落，以宗族和经学为核心要素的传统士绅社会也就要面临不可避免的覆灭命运。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是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这一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从早年的外来影响说到稍后的“挑战—回应”说，学者们的看法每每大相径庭。三石善吉的《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一书提出“内发性发展”这一命题，认为传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时，走的是一条遵重传统同时又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模式谋求发展的路线。

作者考察了自鸦片战争直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段时期里，中国谋求内发性发展的各种形式。其中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所走的“开明传统主义”的道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的核心主张；有儒学千年王国论，在重新解释传统经典的基础上实行全面的变革。同时又有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反叛的知识分子借助外来思想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还有晚清时期政党政治的导入由于传统朋党论的影响而受到种种阻碍等。这些都反映出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时的艰难步履。

作者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双重自然化的”的“文化国家”，往往要经过崎岖的道路，才能将外来文化和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而推动自己的前进。这一看法不仅为我们认识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曲折道路提供了较为新鲜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较强的现实性。